盲目上马、盲目跟进，搞短期行为，是我国部分地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在昨天所发的拙文中，对于我国整个的房地产规划与实际，基本上是属于失控和脱节状态。比如，号称五六十万人口的乌海市，随着煤炭市场的萎缩和冷清，外来务工人员大量离去，本市户籍的人，也大量外出打工谋生，加上本市每年考上大专以上院校的学生约两千人，回乌海就业的不足五百（一个学生走，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往往也跟着离开，实际上每年离开乌海的户籍人口约四五千），人口逐年减少，使得乌海市三区的常住人口在五十万以下，而三个区所建住房足够一百多万人居住，致使许多小区的入住率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同时，“两极分化”明显，一家人拥有多套住房的很多，而从棚护区搬回的人家，仍然拥挤，仍然在发愁那几万元应缴纳的工本材料费凑不起来人也不在少数。

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是政府在规划和审查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严重的土地和资源浪费。这是其一。

其二，在2004年至2012年间，乌海市的煤价呈阶梯型上涨趋势，使得煤炭生产、加工行业十分火爆，由于井釆事故率较高，众多开矿人由井釆变露釆，那几年，从海勃湾到公务素地区，整个东山一带，都是烟雾缭绕。那不是雾气！那是人们挖明煤堆起来的人造大山里煤炭自燃而产生的煤烟。两三年光景，明煤基本挖完了，留下个个偌大的深坑和上百年难以熄灭的矸石山，严重破坏环境和矿区生态平衡。开矿人赚了大把钞票，领导干部们因为经济发展得好，得以光荣提升，没有人对造成这么严重的恶果负责。我不禁要问：“仅凭破坏资源挖煤所得那点税、费，要花多少钱才能治理因为挖明煤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各种损失？谁为这项重大损失买单？

其三，乌海是个靠煤兴市小城市，煤炭储量丰富，不过，经过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的滥采乱挖，浅部煤田几乎全部被毁。过去是三家国有统配煤矿，之后合并成一家，年实际产量不足一千万吨，地方煤矿这一块，十几个私营煤矿和部分挖明煤的矿点，总产量也就是一千二三百万吨。可是，乌海市的煤炭洗选能力都超亿吨！

本来，国有煤炭企业因井口老化，生产成本高，便经常性地以较低价格收购地方煤矿的小井口，或加工，或外发，使得小井囗供应市场的煤炭一年不足一千万吨。

可是，除了国有煤矿本来是一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各矿区都超煤矿生产能力建起了坑口洗煤厂，而众多的煤老板们或其他有钱人，看到洗选煤炭可以挣大钱，大家都争先恐后报批兴建一百多万吨至五六百吨的洗煤厂。作为当地政府，明明晓得众人的选择是错的，可是，政府是“照单全收”，只要有立项审批报告递上来，全部批准。这样，乌海境内三区，到处都是在建或建成就沒有生产过的洗煤厂。

尤其是2013年至2016年，煤炭市场萧条后，乌海境内的洗煤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投资四五千万到一两个亿的选煤厂，只好“树立”在那儿当“展览品”！谁为众人的决策失误买单？只有投资者自个儿！而作为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能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立项时严格把关，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切实避免重复立项、重复建设，造成本来短缺的投资浪费，使得国家和个人都遭受惨重损失？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计划与市场、计划与实际脱节呢，我看是体制问题，是在这样的体制内养育了一大批这样不负责任的官僚形成的诟病和顽症！

举眼四望，全国像是这样重复立项、重复审批、重复建设、造成投资浪费的又有多少？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主要还是“政绩考核”是关键。“各方诸候”们重用一批“耍嘴皮子”的“能人”，巧舌如簧，以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为幌子，日哄着一些有钱人，来自己治下的“一亩三分地”上来投资，想方设法让投资者把钱留下，到写材料时，便可以大笔一挥，“招商引资”多少多少，领导干部的“政绩”便是大大的，官阶也就顺风顺水往上窜！至于投资者的企业是否生产、是否见效！是不是为当地百姓带来福祉，一般是没有人管的，再也没有人去追究已经上位的领导干部过去的“政绩”是不是属实！

要不然，世人才觉得，中国的官员好当，人们使出浑身解数，也要弄个一官半职，主因便是现在的官儿“油水大”而无需担责！当官，这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事，能够光宗耀祖，能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能够让亲亲众众尝到甜头，能够凸显自身价值，成就感满满！所以，人们才会“打破脑袋”往做官这根“独木桥”上挤！

见怪不怪！国情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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